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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对象。这篇文章有些独到的观点。】

作者：郭玉闪  来源：《经济观察报》2008-06-16

比较优势定理是被神化了的经济学定律，是经济学家在“事后”总结出来的规律，依我看，就是一个永远不会错的马后炮。

从市场的经验看，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敢说他在创业之始就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最后才成功的。因为世界是不完美的，而且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市场上的成功，都有赌对风险的因素在里面，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可能是成千上万个失败的企业家。事后看，当然可以说，这个最终赢取市场胜利的企业家发挥了相对于他对其他企业家的优势，但是在所有这些企业家进入市场竞争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结论的。

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当事后诸葛亮，说柳传志的成功是发挥了做电脑的比较优势，国家总理的成功是发挥了做政治家的比较优势，可是对于当事人的事前选择来说，这样的定理毫无意义。

同样，对于一个国家，在它选择如何发展时，也没法借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说中国人在开始改革阶段只能靠最低级的出卖廉价劳动力来获利，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经商禀赋。要知道，即使是在清朝这样一个中国劳动力更低廉的时代，中国人也能把钱庄、票号这样的“高端”产业开到全世界。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也不是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采取了重视劳动力不重视智力的发展政策。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它有非常高端的软件行业。中国人在三十年的改革里，虽然仗着人多，把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品卖到全世界，但是在基础学科、高技术的行业里却很落后，这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治国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最聪明的一部分中国人都在往美国集中，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慢慢回流，如果国家领导人不接受“后发国家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优先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人才流失是可以减缓的。

另外，说计划经济是赶超战略内生而出的，则纯属妄言。首先，即使中国现在在搞市场建设，也依然有赶超的 “野心”，每年的全世界GDP排名就是一个例证。所谓后发优势，那也是前头有一些先发国家在等着。这都是比较，都是要赶超的目标。林毅夫现任世行副行长，只要仔细考察其他国家，比如非洲或者拉美，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赶超，甚至中国都是他们赶超的对象，可是也没见这些国家就都开始搞计划经济了。其次，中国以前搞的也不是计划经济，这一点秦晖早有分析，我们搞的其实是“命令经济”，与苏联式计划经济有很大不同。计划经济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人才，通过很复杂的计算才能完成，中国五十年代后的经济发展策略，完全在决策者的感性支配下运作，本质上，是一套军事动员体制，这套动员体制可以让政府掌握所有的资源，同时杜绝任何不同做法。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的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政府指导出来的，更不是事后怎么说怎么有理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出来的，而是被民间一步一步“逼”出来的，这方面周其仁说的最明白。他说，中国的改革能发生，根本原因是由“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这一条道理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制度不对，人们可以选择不出力、不动脑筋，而且，人们要过好日子的欲望会让他们选择一切机会来发展，即使是只能出卖劳动力或者甚至卖血。即使是这样艰难的开始，由于中国人的坚韧与生命力，整个中国的改革局面也慢慢展开了。这个过程和比较优势毫无关系。

中国在经济改革后为什么率先表现得好的是一些低端的产业，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根本不允许民间进入一些比较重要的行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成就，数数看，有几个不是民间用了很大代价杀出来的？这一切也与比较优势理论没有关系。这个理论，忽略并抹杀了中国人在推动制度改变上的艰难代价，而将经济改革的成功归结于一个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这种论述不是客观和负责任的。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 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 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著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 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 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 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 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 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 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著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 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 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 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 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 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 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   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 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 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 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 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 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 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 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 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 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 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 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 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 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 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 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 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 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 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 泽东、共产 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 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 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 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 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 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 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 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 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 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 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 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 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 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 泽东！毛 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 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 泽东的。从毛 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 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 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 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 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 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 泽东。

由此可见，毛 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 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 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 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央视还是能做出不错的记录片的。

早先是选修课《中国经济改革专题》的老师推荐了这部片子，当时是没多大兴趣，后来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才又下了下来。

基本上，这是值得推荐的片。制作精良，内容充实。而且，学习下历史本身是很好的。

我看德国那集两次看得感动了。一次是讲道李斯特如何为各国取消关税壁垒而奔波（那时没有“德国”，因为长期没有统一）最终如何病困交加，儿子早逝，跳楼自杀。另一次是看到德国总理、反法西斯斗士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全世界的目光下，替那些所有应该跪而没有跪的人下跪。我想，打动我的是历史本身。但是片中很好的呈现出来。

当然，这样的片也有乏味的地方，所以我看了很久断断续续地才看完。

你只有把这些历史拖出来瞅瞅，才会发现地球上真的是个风水轮流转。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崛起的大国，就目前而言，可能性有，而且没太多反面的证据。一个国家的崛起有时是相当迅猛的，看看欧洲有多少次轮流的由一个国家称霸。

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国崛起似乎也就一眨眼的工夫，但作为个人来讲，还是需要至少几代人的努力。

美国无疑仍将强势挺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因为它的人口构成。欧洲一体化也将在世界舞台发挥越来越强大的作用。俄罗斯和日本正在复兴。中国在争取迎头赶上。

中国目前最需要改进的就是制度，各种制度。曾几何时我们也是最繁荣的国度，我们应该对中国重新站在世界前列充满信心。

《21世纪经济报道》今天刊了一篇报道：《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我们的利润主要不是来自垄断》。

这些老总们也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说为了国家责任不提价，那该降价的时候你们也没降价不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只需要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垄断了，这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还能有多少？油价受国家调控究竟对它们的利润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认为是不好讲的。

这也令我想起了学微观经济学的时候老师说起一个话题。说春运时铁路运输人涌如潮，花钱还买不到票，这时，车票价格到底是低了还是高了？我的第一直觉是低了，供不应求，价格有很大提升的空间。但老师说，高了，因为它是垄断。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确切答案，但我们应该要想一想，垄断损耗了多少效率，假如我们的铁路运输对市场开放，难道就没有办法充分降低成本并迎合足够的需求吗？我保留疑问。航空业开放的尝试可以做参照。

这三大石油公司也许会觉得委屈，觉得利润是它们辛苦经营出来的，但问题是，员工待遇都很高吧？人力成本不计入利润里的，那这么高就合理吗？还有你们的成本有没有尽力缩减了呢？是不是还有隐性收入呢？

三大石油公司的逻辑是怎样的呢？它们大概认为，垄断就应该暴利，而国家试图干预我们暴利（是的，试图，实际上不一定做到了），所以我们不够暴利，因而我们的利润是自己挣来的，并不主要来自垄断。

也曾经看过电力企业由于原料提价成本抬高要求电价上涨，结果形式化地搞了个听证会，没想到被质疑、否决。为什么？你们的一个抄表员每个月都能拿几千工资，凭什么还要涨电价？

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评论过最近热烈的节约倡议、活动。我始终觉得这事有些问题。那时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透析不到问题的核心，所以文章名为《另眼看节约》，只想从从另一个角度发出一点声音。后来又想通了一些，现在稍稍整理一下，写出来。

中央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到“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可见其良苦用心。然而这个“节约”，在具体实施和宣传中，却难以避免的被俗化或教条化。

一些政府机关忙着更换节能灯，一些政府官员亲自巡查店铺空调温度。前者有形式主义的嫌疑，后者则显然是落入教条主义的误区。正如我上篇文章提到的，我们正在宣传的节约，有很大部分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媒体大众可以宣传，政府却不该过多干预。

由于对中央战略部署的简单化理解判断，下级政府在施行上带有比较重的计划经济色彩。节约，自然包含节省一度电、一滴水的内容，但这却不是中央这一部署的核心。我们正在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居民的消费原则上都应由市场自行调控。

中央所说的节约，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政府的节约、建设的节约，是要摒弃粗放型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不构成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过大，这种节约才得以提到这样的高度要求予以重视。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并不是要降低人们现有的生活质量，不是要求人们节衣缩食。事实上，商家店铺和一般工薪阶层消费者，是比较懂得合理配置资源的，只要制度适宜。最大的浪费往往来自政府，这道理想一想很容易明白。

学过经济学的人就能明白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作用。举些例子来说事。是我在CCTV2那台晚会上看到的内容。

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筷子造成的浪费很严重，但呼吁大家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作用应该不大，为什么，在外就餐图的是方便卫生（不过据说一次性筷子也有很大部分不卫生），消费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理性选择，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热爱绿色树木，但面临就餐选择的时候，只要需要，仍会选择一次性筷子。有数据称一棵树作为一棵树的生态价值是其化作一次性筷子价值的9倍，我就怀疑了，既然你的机会成本这么高，为何你的价格会那么便宜？一次性筷子的生产具有负的外部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发挥其职能，对其进一步征税或者派发许可证，更直接的办法是提高厂商伐树的成本。总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绝对在供给而非需求。

小排量汽车。禁小排量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行为。然而解禁小排量汽车真的会使我们消耗的资源减少吗？这其中还有问题。由于耗油小，价格便宜，小排量的汽车的数量必然增加，因为原本买不起车的，现在也可能买车了，也就是说需求曲线外移。所以整体汽油消耗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而由于汽车增多而引起交通问题增加，进而带来的成本，也需要考虑在内。基本上我还是支持解禁小排量汽车的。我只是想说明问题并不都是那么简单的。

水资源。节目中我们看到了缺水的地方人们生活过得究竟有多苦。然而我们减少水的消费，并不能让他们用上更多的水。从这点上说，我们没必要节约水。但水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宝贵的，还是应该节约。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水资源的定价应充分考虑其成本，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倘若水资源足够稀缺，那么应该允许它价格上涨。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对类似水电资源这样的问题都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差别定价，超过一定额度的水收取高价；比如给贫困人员水资源补贴，允许水价随市场浮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努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抑制他，甚至回归到计划经济下的一些做法。

至于政府的浪费，除了滥用公共资源之外，不负责任的签字盖章，从而导致种种重复建设、一次性建设、豆腐渣工程，这些的浪费十分巨大，其效用十分低下。我们说有些人空调愿意开低温点，那他花钱享受了效用。而政府在建设、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负责任，表面看仅是效用低，实际上其机会成本巨大，对持续的发展不利，恶性影响深远。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追求资源高效配置，是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才是中央战略部署的核心吧。

最近中央提出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轰轰烈烈。这自然是件好事。节约是一种美德。

然而由政府出头搞这样的活动，要么是我们的群众浪费实在太过严重，要么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市场都不够成熟。我看两者都有一点。为什么这么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源是稀缺的。但这并不是人人节约就能解决问题的，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市场经济下，价格这一杠杆能够比较有效率的控制供需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存在大量的浪费，就意味这一市场的市场价格偏低，低于均衡价格，商品的效用高于其价格。这其中可能有很复杂的原因，但价格管制肯定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政府总喜欢干预市场。当然，这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难以避免的。

另外，局部的浪费是正常的。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商品的效用更容易高于其价格（钱对于他们来说边际效用较小）。这是合理的，因为假如这是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卖者会自动调整价格，他必然充分考虑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这种浪费的成本依靠市场的力量自然地消化掉，转化成货币财富。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看到一些地方资源极度缺乏而另一些地区大肆浪费，这合理吗？基本上是合理的。实际上不同地域的资源有时不该看作同一种资源。譬如98年大洪水的时候，有些其它地方却在大旱，两个地方的水资源不该相提并论。沿海地区比较发达，浪费粮食的情况自然比内地贫困地区的严重，甚至，贫困的人们连吃到粮食都很困难。于是有的人说浪费粮食可耻。然而实际上我们的粮食并不缺乏，贫困的人们并不是真正缺乏粮食，在这个商品市场中他们缺少的是可交换的商品，或者说生产力。

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衣裤缝缝补补，穿着非常朴素，或者能自己做的从来不雇别人。这其实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每个人一年就穿两套衣服，那些服装设计的、制衣的、卖衣的一年得下岗多少啊？还缝缝补补。整个服饰产业将为此萎缩。而第三产业是工业浪潮后的另一个主要经济增长点，你不雇别人服务，别人也不雇你，大家不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将走低。（关于“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此就不详细解释了。）

当然我不是鼓励浪费，我只是在强调建立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微观经济学有严密的证明，市场的配置是效率最高的，亦即最合理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浪费最少的。事实上我也反对浪费。

非市场资源配置的浪费在哪呢？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消费者会购买超过他们本应购买的量，增加的量边际效用较低，也就是物不尽其用，浪费；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势必造成供大于求，对商品评价较高的不得不花更多钱，而评价适宜的已经买不起了，消费者剩余明显减少，而尽管部分生产者赚取了大量利润，却仍存在很大一部分商品无法销售，生产过剩，浪费。

我们宣传节约实际上是想达到这么一种效果，你有点钱了也少花点，不该花的别花，该花的少花，物要“尽其用”，而且我们还可以节约我们富余的去支援贫困的……这些其实都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而非经济上的。所谓的“尽其用”，对富人来说，新增的商品的边际效用可能是很低的，他不可能做到像穷人那样，因为机会成本可能很高。你要求富人得到一元钱的边际效用与穷人得到一元钱的效用相等，这就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了。

而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阶段有钱人愿意花钱是正常的、合理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我们当然可以宣传，并且期望达到一定效果，但改变不了本质。我们的主要矛盾仍是巨大的需求与不足的生产力的矛盾，而非巨大的需求与浪费的矛盾。像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政府不可寄望太高，而且搞大的话还是有一点风险的。

作者：方池雄

（2004年）8月13日，泉州市市委召开九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泉州发展新蓝图：北承福州、南接厦门、淡出闽东南、建设大泉州。城市新定位甫一推出，海内外广为关注。坊间普遍认为，这不仅仅是泉州应因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的重大部署，更是泉州人站立在闽东南经济圈内，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远的空间来重新审视“泉州模式”的长期思想结晶。

谈起自己的家乡，泉州人脸上写满骄傲与自豪。2003年，泉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0亿元，财政总收入105亿元，经济总量连续7年位居福建省首位，在全国212个地级市中仅次于苏州、无锡，列居第三，展现出很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更为泉州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典型代表之一――“泉州模式”，因泉州人敢为天下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成功闯出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而扬名海内外，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共同载入中国经济发展史册。但近年来，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休闲于鲤城的茶楼亭榭，你会发现泉州人言谈举止中不禁意流露出一丝隐隐的担忧――因为在经济繁华似锦的背后，“泉州模式”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挑战：比如产业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紧缺、所在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不强、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较差等等。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泉州人不禁扪心自问：“泉州模式”，你还能走多远？

失落的城市？

三月，对于拥有“海滨邹鲁”美誉的南方城市泉州而言，是个莺飞草长、春意盎然的季节。然而，这个月，泉州人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因为著名城市竞争力研究专家倪鹏飞博士刚刚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该报告显示，在2003年度全国200个城市排名中，泉州仅列第34位。抛开排名本身的科学性不谈，仅从位次而言，与去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相比，泉州不升反降，而且是在经济总量连年上升的情况下，城市竞争力却下降了整整５位！细究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等项竞争力偏弱拖了后腿。无独有偶，此前，台湾“陆委会”委托研究机构就“大陆5大经济区域及主要城市投资风险”也公布了排行榜。泉州虽在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等方面名列前茅，但在行政效率与配合度评价指标、社会治安环境评价指标和行销通路评价指标等项中均位列倒数几位。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如果你不了解泉州的历史和它过往的辉煌，不了解泉州人“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文化和人文精神，不了解泉州老板“知耻而后勇”、“输人不输阵”的企业家精神，你就无法洞悉和理解泉州人此时的失落和不甘。泉州举市上下都在感性或理性地思考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泉州？怎样去建设这样一个泉州？泉州明天的奶酪又在哪里？

历史的辉煌

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泉州是座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悠久灿烂，对外开放传统薪传不衰，人文景观灵秀丰富，自然风光秀出东南的美丽土地。“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便是这种印象真实的写照。立州建制1315年来，闽越族先民们筚路蓝缕，拓殖不息，蛮荒之地渐成富庶之郡；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于晋江两岸交融相汇，绽放出中国地域文化的独特风采。千百年来，泉州人依山面海，内连中原，外拓海洋，走出了一条举国无出其右的古代“海上丝绸商旅之路”。早在南北朝时期，泉州这座临海城市已成为内陆对外交通的港口。唐中叶“安史之乱”和唐末广州“黄巢之乱”，使得中国沿海口岸城市遭受破坏，客观上推动了泉州港历史性地崛起。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中国四大贸易港之首，与东方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此时的泉州风云际会，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据《诸蕃志》记载，泉州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通商贸易往来，泉州刺桐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商业时代。泉州人擅长拉生意、做买卖的历史基因就此打下。明清时期，在经历了以泉州港为中心的中琉贸易时代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清初的“迁界”和“禁海”事件），泉州港在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周期变化中逐渐让位于漳州海澄月港和厦门港，从东方第一大港逐步没落为闽南港市的附庸口岸。但无论是追随“郑和下西洋”或“施朗收复台湾”飘洋过海的主动，还是民国以来迫于生存压力和政局动荡不安无奈的移民出海，都事实上造就了第一代“闽南泉州商帮”在海外的崛起。祖籍晋江青阳的菲律宾首富陈永栽，祖籍安溪的台湾首富王永庆，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巨商黄亦聪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闪耀于东南亚经济圈的上空。容易被中国商业史所忽略但实际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郑氏财团”，他们无意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海洋并利用海洋生存发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原始商业集团。无论是郑芝龙依靠明朝权势开展家族海上贸易，还是郑成功盘居厦门、台湾筹措“反清复明”经费，都充分利用了“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贸易网络，把国内东部地区（如苏州、杭州、山东等地）设为他们的商贸点做买卖，同时又与荷兰人、日本人和吕宋人做贸易，为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的崛起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有600多万，港澳同胞有近68万，而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泉州自古以来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海外人力资源及其所带来的资金、信息、网络等诸多优势，为泉州现代的崛起和“泉州模式”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泉州市着力解决“户户冒烟，村村点火”所带来的农村工业呈发散性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紊乱、土地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以建设相对集中的特色工业区为切入点，以构建产业链为主体布局，以产业集群作为提升开发区内涵和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泉州企业朝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形成区域化的“块状经济”格局，打造了“中国鞋都（晋江市）”、“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石狮市）”、“中国建材之乡（南安市）”、“中国树脂工艺之乡（丰泽区）”、“中国石雕之乡（惠安县）”、“中国芦柑之乡（永春县）”、“中国乌龙茶之乡（安溪县）”、“中国工艺陶瓷之乡（德化县）”等众多国家级地域品牌，给“泉州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和生机。

谈泉州经济，论“泉州模式”，有三个话题是泉州人所津津乐道的。一是“泉州模式”的核心“晋江模式”。谈“晋江模式”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侨乡晋江商人利用“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优势，“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制宜，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成为“泉州模式”的典型代表。比如它的“一镇一品”或“一镇几品”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它的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乡镇建设路径；又比如它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处理等等。在这个县级市小小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随便抓一个晋江人来聊天：讲“簇群经济”，谈产业链，说品牌，论家族制，几乎每个人都会给你“专家式”的来几下。事实上，陈埭镇的鞋业、深沪镇的内衣、磁灶镇的陶瓷、东石镇的制伞、安海镇的玩具都已在国内外举足轻重，恒安、七匹狼、安踏、九牧王品牌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中国鞋城”、“中国内衣名镇”、“全国食品工业强市”等称号和“中国百强县市前十名”等荣誉足以让晋江人笑傲江湖，让泉州人名扬四海。二是90年代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谈“中策现象”是源于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商人黄鸿年利用香港上市公司“中策投资”为棋子，通过资本运营一揽子收购泉州市37家国有企业，首开我国利用外资成批改造国有企业的先河，一度在海内外引起广泛争议。这种争议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泉州模式”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意义在心头”。三是“名流路桥事件”。据泉州名流公司董事长陈庆元介绍，泉州刺桐大桥模式开创中国民营资本采用国际通行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方式介入大型基础设施的先河。对泉州人来讲，感兴趣“名流路桥事件”，一是因当地媒体《东南早报》以“四方评说四桥分流”为题对相关情况做了利弊分析，市民们源于自身生活利益而纷纷关注该事件；二是《市场报》以“民间投资为何这么难？”为题，剑峰直指市场经济环境下泉州市政府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而引起政府、专家学者及工商界的深层次思考。这三个话题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泉州模式”崛起的奥秘和未来永续辉煌的隐忧。

“泉州模式”的五大挑战

伴随着举国上下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泉州模式”原有一些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办法，却在新形势、新情况下遭遇很大挑战，甚至失效。总体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是如何应对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七十年代以来，泉州因为紧紧抓住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业、纺织行业等）由台湾、香港等地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借助侨乡的有利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诚如俗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泉州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圈“南北夹击”之下，兼以城市定位、土地、税收乃至政府服务等诸多因素的相对缺失，泉州一些大型企业如菲莉集团、七匹狼集团、劲霸时装有限公司等总部纷纷外迁，使泉州区域产业经济初步呈现边缘化的潜在风险。具体分析泉州企业总部外迁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第一类选择西北、华北等地“西进”，目的是追求更低生产、人力和土地等方面的成本，这对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泉州颇具“杀伤力”。第二类是手头有多余的钱，但在泉州暂时找不到好项目，因此，想到外地投资。此类企业一般是搞“机会主义”打“游击战”或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实施转移，哪里有路哪里去。第三类是当地中大型企业到外地开办分厂、分公司或到大都市设立设计、研发、商务和品牌中心，以利于企业面对面地吸引当地在设计研发、品牌运作、资本运作等方面的高级人才，此类企业一般是“北上”北京或上海；“南下”深圳或广州。同时，作为港商台商投资最早的热土，泉州在港商台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布局中被“冷落”，台资的热点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区域转移。一般地说，一个地方产业结构优劣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盛衰，而产业结构自身优劣又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主导专业化主体在整个行业寿命周期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主导专业化主体处于创新阶段或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会高速增长，而该区域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反之亦然。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泉州模式”如何借助“海峡西岸经济区”，学会同长三角、珠三角既竞争又合作，以维护并促进泉州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泉州企业“把根留住”，对泉州人和泉州政府而言，确实是个全新的课题。

第二是如何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相对有利的位置。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处于国际分工的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目前的泉州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区域产业价值链虽渐成雏形，但大部分均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做OEM等等。以制鞋业为例，目前，泉州市拥有各类制鞋企业3000多家，年产各类运动鞋、旅游鞋4亿双，占世界产量近1/5，从鞋的配件、鞋楦、鞋底、鞋跟、鞋衬、轻泡、炼胶、吹塑到包装盒等，均由专业厂家生产，形成了社会化分工、自主配套的一条龙生产协作群体，堪称我国首屈一指的运动鞋生产基地。记得曾有泉州市民骄傲地宣称：“四个泉州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所从事的生计同鞋子有关。”但就算泉州晋江陈埭已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低档鞋材供应基地，在全球制鞋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中仍处于最底端，产品利润最低，企业赚的是“辛苦钱”。诚如某鞋业老板所言：10年前，卖一双鞋子可以赚50元，现在只能赚几元钱了。反观世界制鞋业巨头耐克、阿迪达斯、锐步，总部几千号人马，都在干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的工作，而将生产制造等低利润环节外包给珠江三角洲和福建莆田、泉州等地厂家。一位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与NIKE公司拥有超过3000名设计人员和协调人员从事新型产品的研制和设计工作相比，泉州体育用品行业只能算是企业数量和设备、人员规模的简单累加。因此泉州企业要想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有利位置，就必须向上下游拓展：上游利润由低到高是零部件、材料、设计和研发，下游是销售、传播、网络和品牌等环节。现实情况是，恒安、安踏、浔兴、柒牌拼命仰身往上攻，跨国巨头宝洁、耐克、YKK、华伦天奴死命往下打，泉州企业怎么“接好招”？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知名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大品牌和研发投入，为泉州企业如何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做了宝贵的尝试。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最近两年，泉州66%的中小企业投到技术研发上的钱，还占不到企业当年营业收入2%的比重，50%以上的企业没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技术创新层次低，研发人才明显缺乏。失去了技术创新，产品竞争力缺乏，附加值难以提高，泉州企业永世难以逃脱“打工仔”的命运！

第三是如何应对企业成长所带来的管理模式和老板角色转变的挑战。从全球企业运营的一般规律而言，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赢利模式可简单扼要概括为“四步曲”：第一阶段为业务拉动增长型，也就是卖东西、做生意阶段，俗称“开源”；第二阶段为内部管理效益型，也就是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且很难再有更大上升空间时，通过优化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来求效益，俗称“节流”；第三阶段为资金运作、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型，也就是价值经营型阶段，使产品在同等情况下能卖个好价钱；第四阶段为企业文化效益型，也就是创造企业附加值的阶段。企业发展“四阶段”是逐步递进、互为因果、螺旋上升、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过程。而这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对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家的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客观来讲，泉州的企业（包括一些龙头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如敢于冒风险，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等特质绝大部分泉州商人是具备的。但随着企业逐步向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阶段的转变，很多泉州商人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人做买卖的阶段，更可怕的是把过往某个阶段成功的经验视为“葵花宝典”，自我封闭，视野狭窄，丧失了企业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创新精神，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举个例子，“泉州模式”企业普遍头痛的问题――家族制管理模式的挑战。在相关媒体上，我们看到个别泉州老板大谈特谈其“子传孙，孙再传重孙，江山永不变色”的“独家秘方”。好像很高明，其实在百年企业运行规律面前，所谈得的内容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雕虫小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族制管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挑战的不是某个企业或家族，其本质挑战的是整个人类社会遗传的有效性。从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讲，欧洲人、美洲人也想世世代代将位子传给儿子、孙子，以至“江山永不变色”，并为此做过艰难的探索。但人类几千年尤其是欧美企业的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的遗传不具备有效性，也就是没有一个家族能保证世世代代都很出色。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王安公司事件”，其实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衡量，其继承人已经是相当优秀，你让他来管泉州乃至中国区域一般规模性的企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当时的王安公司已是家世界级公司，要把它经营好，其继承人需要宽广的国际性视野和全球性资源整合的能力。不要说在家族内承传，就算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家族制管理模式的优劣同企业发展阶段、外部市场法律环境和所在行业等因素都息息相关。我们看到许多百年老店，如摩托罗拉、沃尔玛等，在其近百年企业发展史上，一部分时间是家族人继承，更多时间是由“遴选委员会”所挑选的职业经理人来担当重任，而家族成员只做股东。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一家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任何一个家族都必须承认人类的遗传很多时候是无效的！所以我敢断言：只要你违背了上面所讲的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你的企业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正因如此，泉州企业“二次创业”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以突破和优化家族制管理、海内外上市、融资租赁和ODM加工等形式与跨国公司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潮流相配合，逐步扩大外向型比例，同时不断打造在国内市场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第四是如何应对新经济的挑战，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泉州人有钱，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泉州的民间储蓄存款已达5000多亿，按当地金融机构测算，今年存款还将净增800多亿人民币。这些大量的民间游资投往何处，对于泉州的经济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事实上，泉州许多民间游资某种意义上在“为她人做嫁衣”。比如前几年，泉州人每年都有100多亿的资金投往股市。由于当时泉州仅有的两家A股上市公司“福建豪盛”和“石狮新发”都丧失了再融资的功能，因此，这些钱其实都流向了全国其它地方为别人所用。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是，近几年在经济特区厦门买房子的70%是泉州人。另一方面，泉州企业如何通过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盘活存量资源，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间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以推动泉州区域产业再创新优势便是重中之重。

第五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经济总量位居福建省首位的优势，泉州城市竞争力较之厦门而相对排后，根本性原因在于泉州市软环境指标如市政建设、人力资源等因素相对落后。一位户籍泉州但目前人在外省工作的网民这样写道：“看一下新车站门口：摩的拉客的，摆摊的，还有出租车，脚踏三轮车，本来不大的地方，一下子变得可是热闹啊。再看一下，公交车，报站名的时候，一会儿闽南话，一会儿普通话听得是让人搞不清。……2000年我路过泉州感觉是这样，2004年回来之后，我看到的还是这个样子，一点也没有变。记得说泉州的GDP居全国地级市第三，我想像不出一个GDP这么高的城市，竟然是这种城市建设水平。”这位网民的感性看法颇有代表性。事实上，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纯粹经济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企业、产业环境、市政建设和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综合竞争。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政府、对城市、对企业、乃至对“泉州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明天的奶酪在哪里？

审视泉州千年商业史的发展路径，其成败得失均源于三次重大历史机遇期：一是宋元时代刺桐港口的繁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二是明清中琉贸易时代及至民国时期，泉州港的逐步没落和“海外闽南商帮”的强势崛起。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泉州侨乡优势的发挥与“泉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我判断，泉州面临的第四次历史机遇期将是处于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间。如果说前三次的历史机遇赋予泉州更多的是一种古老商业的雏形和早期工业化粗放的状态，那么第四次历史机遇期前后10年间把握的好坏将直接决定“泉州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其主旋律就是在世界新经济的大背景下，“泉州模式”如何适应、优化与提升。比如传统产业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产业结构的夯实与提升；经济新增长点的布局等等。如果应对得当，一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业价值链分工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集约的“后泉州模式”定会早日到来！

事实上，面对上述的五大主要挑战，泉州已未雨绸缪，宣称“我们一直在努力”。在泉州城市建设规划打造上，市委书记施永康道出了泉州人的心声：“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与文化都要在这个平台上一起演进。”为此，泉州市政府提出：“建设大泉州城市，要在‘海峡西岸繁荣带中部枢纽城市’总目标的指导下，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撑大城市成长骨架。城市建设要东进、南下和西拓；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明的生动轨迹，打开大门，治理两江（晋江与洛阳江），保护古城，建设新区；塑造城市的滨海风格，往中心城市靠，往海边逼；调动各级各方力量和积极性，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山区县城、重点小城镇的四层联动机制。”同时，未来蓝图进一步描绘：“在未来50年内，泉州湾城市群要形成包括泉州市中心城区、江南城区、洛秀城区、青阳城区、石狮城区的海湾型组合城市为内核，以高速公路、铁路、快速干道为框架，以泉港―惠安、安海―水头、南安为三族，以湄洲湾、泉州湾、围头湾港口群为依托的呈‘一心三族、单极三湾’的大都市区格局。”

在调整和优化原有产业结构上，《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改造提高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业要大力应用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新型材料，追求设计、制作新潮流，发挥名牌效应，巩固和扩大我市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覆盖面和占有率。……建筑陶瓷要发展大规格、高强度、多品种的中高档墙地砖和高档卫生陶瓷。以电子陶瓷材料、结构陶瓷产品为突破口，发展工业陶瓷和其他功能陶瓷。……工业经将培育100家制造业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实施重点技改项目40个，协助多家企业创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字里行间，“集约化”、“信息化”呼之欲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刚结束不久的泉州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泉州市市长郑道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4年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用“地区生产总值”代替“GDP”的表述，反映了当地政府经济观的深刻转变。

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泉州已呈现些许亮点。例如，目前泉州已成为我国微波通信产业的三个主要基地之一，形成以功能模块为主体，整机发展为重点，微波通信介质材料和应用系统等关联产业互补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2003年全市微波通信产业的销售总额达20亿元，年创利税46亿元，微波通信产业已成为泉州新的重要产业集群之一。

在企业家意识和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上，泉州近年来更是动作频繁。以通过海内外上市，突破和优化家族制管理模式为例，泉州企业继“恒安国际”和“石狮新发”、“福建豪盛”等在境内外上市之后，目前已有“凤竹纺织”、“七匹狼”和“绿色控股”等十多家企业陆续登陆香港、新加坡及内地资本市场。拿回来的不仅是钱，还有信息、理念、治理结构等对企业铸造百年基业更为重要的东西。还是元丰（泉州）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为苏先生说得好：“如果说泉州人以前是靠‘爱拼才会赢’打下家业，那么现在的二次创业更应提倡‘善拼才会赢’。唯有如此，‘泉州模式’才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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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宋元时期泉州人向海内外展示了古老东方城市的魅力与风采，近代泉州人向世界呈现了广为人道的“泉州模式”和东南亚经济圈的奇迹，那么审视几千年尤其是宋元时期以来泉州人所走过的路，展望未来二十年来、再二十年，我们满怀祝福地说：“‘泉州模式’，你的未来不是梦”。